原创 上海书评 上海书评2021-12-27 09:28
史景迁（1936.8.11-2021.12.26）
文︱姚大力
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辞世，享年八十五岁。本文系作者于“史景迁作品集”发布会上所做演讲的文字稿，发表于2019年12月20日的《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现重刊，纪念史景迁先生。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它确实把史景迁最鲜明显著的学术风格一下子突现出来了。真是一个好题目！不过要是再加上一个词，我觉得它就会更加好。应该叫做“坚持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从1966年发表他的第一部作品，直到退休之后继续出书，与史景迁在这半个世纪的教学、研究和写作相始终，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经历了一系列的迅速转变，有点像走马灯那样。首先是从前长期占支配地位的老式“汉学”传统（Sinology），被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潮流所取代。施坚雅在1967年提出的口号“汉学死了，中国研究万岁”（Sinology is dead, long live 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是这一风气演变的标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渐入佳境，与那时风头最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并长争雄。它应该反映出历史学从社会科学化趋势回归各种带有人文取向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观照的又一转向。马尔库塞、福柯、萨特、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葛兰西、年鉴学派、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本批评、底层研究、妇女及性别研究等等视角，纷纷进入西方中国研究领域。再接着，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学术阵营内又出现了让历史研究走出培育了太多无果之花的理论迷宫的呼声。就在这些呼声之中，有人提出应当让历史学回到“故事讲述”。转过身来，这时他们发现有一个人其实一直在这样做。他就是史景迁。在此前后，他在一个访谈里淡定地评论说：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的流行都相当短暂，尽管偶然也会遇到马克思或马克斯·韦伯那样影响深远的理论家。他枚举不久前还盛行不衰的各种理论说，它们中间的大多数，都在与我们邂逅之后黯然离去（passing us by）。甚至比这时更早几年，他已在《追寻现代中国》第二版的序言里宣称：“无论我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它都会被迅速淘汰掉。”他就是这么一个坚定不移地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中国人最熟悉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是西汉的司马迁。《史记》里很大一部分文字，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就在“述故事”。他实在是太喜欢讲故事了，以致于按一个美国学者的看法，在写作《史记》时，司马迁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失去对手中笔管的控制，放任故事本身的打动力去干扰、甚至冲击历史学的标准。
史景迁的汉语姓氏，来源于他的英文姓氏Spence的第一个音素s（>史）。景迁两字，来源于他英文名字Jonathan的汉语谐音。它的前两个音节因-n的连读可以变作jon-na，在后一种情况下-na很容易变音为“疑”声母的-nga，于是jon-na再变而为jon-nga，再转音为后鼻音的jong。即jona>jonna >jonnga>jong，那就是“景”字读音的来源。他英文名字的第三个音节-than，因为汉语里没有咬舌音-th，音译时转为-san，那就是“迁”字的来源。
在汉文中，景迁一词有景仰、崇拜司马迁的意思。不过坦率地说，这个汉文名字的含义对史景迁本人很可能没有太多的意义。一方面，他很谦恭地说，自己不可能达到司马迁那样的高度。另一方面，出于两个原因，事实上他也不太赞同司马迁式的历史书写方式。所以他更愿意强调的，是他与司马迁之间的不同。一个原因是，在充分肯定司马迁著作里丰富的叙事性同时，他认为司马迁似乎不太在乎我们今天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问题。史景迁很认可文史相通的原则。他承认自己“极其投入地”（passionately）关注历史写作的风格问题。为了营造更深入的感染力，他甚至力图使自己的书面表达逼近艺术的手法。可是他认为与“史”相通的那个“文”，应当是不包含小说在内的“文学”。也就是说，历史写作中的文学性，只能在不违背史料所提供的全部信息的受控范围内来予以呈现。这对想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史景迁以为自己与司马迁的另一个不同之处，乃是他没有司马迁表达在《史记》里的那种道德史学倾向，他称后者为“强烈而博学的”道德裁判。他说，历史学家并非时时事事都有必要从事道德判断。他对司马迁史学成就的认识或许不很全面。因为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编纂学最伟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他突破了被孔子或原始儒家极端强化和固化的历史学的道德批判型态。但史景迁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路来书写历史，则是千真万确的。他声称，推动着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读者的]兴趣”（my interest was in arousing interest）。他又说，在美国大学里教历史，他的最低期望，是在美国学校里有人会读他的《王氏之死》。也许这个学生读后会说：“现在我想读读该作者的其它著作。”但其实这还不是史景迁最巴望听见的读者反应。他更希望听见的，是那个学生说：“现在我真的很想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他也从不试图用自己的故事去推动读者同情或者厌恶中国，而只是想激发他们继续了解中国的进一步兴趣。就此意义而言，他好像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为一种“药引子”，用来引导其它有直接疗效的药物成分得以到达病变部位。这是一种很低调的自我定位，同时我觉得它也是史景迁十分诚恳的真实想法。当然，将更多独立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而不是试图以自己的是非好恶直接影响读者，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在自己的书写中不坚持基本的是非观念、道德良知与根本的价值关怀。对史景迁有些作品持尖锐批评态度的阿里夫·德里克，这样赞许史景迁表现在其作品字里行间的两个显著特征：他致力于从不同文化的差异之中探求人类共同本性的人文主义追求；他坚持的是不带任何傲慢地面对不同社会之间文化差异的普遍主义立场。因为怀有这样的精神，我们才会在《改变中国》的“结论”部分，看见他批评从十七世纪初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来到中国的外国顾问们，说他们都带着唯我独尊或君临中国的心态。因此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把一生的精华贡献给了中国”，但是留给后人的却是足以为前车之鉴的教训，“而非鼓舞人心的宣传”。他写道：“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认再度发生。”正如德里克所说，虽然史景迁在大多数场合会避免直接针对他的讲述对象作出判断，但他还是让其他人，欧洲的其他人，如马克思或黑格尔，说出他自己的意思。德里克甚至从史景迁在经历了不同写作背景而完成的同一部著作里，发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不完全一致的主观情感。在热衷于讲故事、也极善于讲故事的冲动和技巧背后，藏着他的一颗善良公正的心。现在让我们转回来，谈谈史景迁是如何做到把历史转变成生动的故事来讲述的。我觉得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他是对细节拥有高度敏感的历史学家，高度重视通过细节去把握并呈现世界。你们看，《王氏之死》展示了何其多的清初郯城县乡村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那是一幅对那里的几乎所有人们都“年年难过年年过”的图画，是对还处于“盛世”时代普通民众生存环境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写照。正如作者所说，那些对整个历史脉络而言只属于“小”危机的记录，“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则有绝对、攸关生死的重要性”。究竟是主张“宜粗不宜细”的“宏大叙事”本不该忽略这些令后人触目惊心的历史细节，还是史景迁对它们过于看重了？我想更值得引起我们警觉的恐怕还是前者。要摆脱被传统史料描述乡村关系的固定模式所闭锁起来的各种实际生活信息，“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者的生活”，做起来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得多。作者的成功尝试之所以特别可贵，道理也正在这里。史景迁说，他一向把发现“令人入迷”的细节放在对理论的关注之前。当韩书瑞最先注意到八卦教徒们被捕后的供词时，他们在交谈中首先想到的不是理论，而是这批材料“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走到不顾一切危险地与国家为敌的地步的”。彭慕兰读到的史料反映出，淮北受雇用的看守人夜里坐在田间沟渠上，随时准备对付前来偷割庄稼的盗贼们。史景迁马上说，从这里你可以体察出一个深陷赤贫和绝望的农村社会，他们竟然还设法找钱，去雇人看护那片注定要丢失的庄稼地。当采访者提及某个“重要的探索领域”时，这位老顽童机智地回应说：“那是一个令人入迷（fascinating）的领域。”特别能激起史景迁“入迷”般的锐利反应的，是那些让人能触摸到的、与过去未曾处理过的历史中各层面相关的细节。在求真的同时，历史学自然还要求新。它不能满足于天天唠叨“人热了要出汗，人饿了要吃饭”。老一套是很难真正“令人入迷”的。由他用故事来呈现的，总是与过去人们的印象不那么一致的世界。那是一个首先被他发现，然后才是由他呈现出来的未曾被人见识的世界。这是史景迁的这么多著作之所以多历年岁而魅力不减的道理所在。剩下的两点，只好简单说说了。其次，故事总是人的故事。对故事讲述的执迷，使史景迁几乎天然地带有一种倾向，把对个人的关注置于关注社会之前。他说，要在社会之中观察个人，但也要在观察社会之前就观察个人，并用个人来图解他所在的那个社会。在他看来，社会或国家原都是个人的派生物。社会应该与个人站在一起，把国家关进权力的笼子，而不是与国家合谋，一起膨胀为反噬或扼杀个人的异化力量。既然如此，对人类本性以及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的探索和阐扬，也就会成为历史书写的道德目标。他明确肯定自己是有这样的道德目标的，不过他更喜欢用叙事结构本身来表达特定道德评价和道德环境而已。对每一个新发现，他往往会说“这很好玩”（It is fantastic）。看来他是一个天真的人。天真总是与人性和良知相伴而行。没有天真的人，也不会有人性和良知。最后还要就讲故事的历史学与理论的关系问题补充几句。史景迁不大愿意多谈理论，并且尤其反对理论先行。但谁要是认为讲故事的历史学可以与理论完全脱钩，那他就未免走得太过头了。他对理论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表达，或许可以概括为三点。一、他只选读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著作；二、如果觉得适用，他宁愿“不指名道姓”（anonymously）地使用它们；三、这也就是用理论来形塑写作者呈现信息的方式（let it shape the way I presented the information）。
说得再远一点，过去数十年里一阵接一阵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新潮，也不全然是一场了无益处的瞎忙豁。有人说，它们就像海边的潮涨潮落；海水退去，正是在海滩上拣取被潮水带上来的各种贝壳的好时光。因此，经历那一番潮涨潮落，对成长为合格的当代历史学从业者而言，兴许仍是某种必要的洗礼呢。谢谢各位！
姚大力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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