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本浚源》复旦大学文献学家 李庆 书评

《固本浚源》李慶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3卷第2期(總第6期) 2006年12月 頁131-137

【書評】 Book Review

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編):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李慶*

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陳先行主編、郭立暄等編寫的《柏克萊加

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以下簡稱《柏克萊善本書志》),

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中文古籍書志。值得學界重視。

中國古代的目錄學,講求「辨彰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校讎通

義序》)從來就不是單純的「記錄書目」之學。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書目

著錄的內容和編撰形態有了很大的發展變化。中文古籍書目,作為其中的一

個部分,也呈現出多種的樣式。

現在的中文古籍書目,就其編撰的類型而言,筆者認為,大致可以分為

這樣幾類:

一類是根據書名、作者、主題或圖書館的插架等情況,照錄圖書卡片,

以便於讀者檢索,且備登錄庫存──這或可稱之為「檢索管理型」的書目。

一類是把現存資料(如該書的內容簡介、序跋、作者的生平、有關的記

載、甚至是書影等等),匯成一編,以供研究參考──這類或可稱為「圖書

資料型」的書目。

還有一類是對現存典籍,加以考索,做出判斷,自成一說的書目,或可

稱「研究考證型」的書目。這類書目當然也是資料,然而,它決不僅僅是資

* 作者為日本金澤大學外國語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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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彙集,而是在注重記載典籍有關資料的同時,通過自己的研究,辨別有

關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

前兩類的編寫,在某種程度上,當然也具有一定的學術性,但相對而

言,較多是技術性的工作;而後一類,則具有較多的研究性質,非專門此

學,無學力識見者,難以為之。而擺在我們面前的這部《柏克萊善本書

志》,正是這樣的一部由專家學者編撰的書志,非現在一般「文抄公」所編

者可同日而語。

這部書志,有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多著錄明清時代的善本,有獨特的新資料。

談到古籍善本,人們頭腦裏浮現出的,多半是「百宋千元」,但這部書

志中,著錄了宋本22種,元本16種,加起來也不過占全部的約百分之五。多

為明清時代的善本。

明清善本的著錄,相對比較困難。一是前人研究的資料比較少。雖說近

年對於明清典籍的重視程度,已經有所改變,但明清善本,如一些方志、族

譜、個人的筆記、畫錄、醫方、各種各樣的著述,還有散見的小說、戲曲

等,前人多未加研究,沒有現成的資料,必須自己從頭做起。二是有些明清

版的書相對較為人所知,如果照錄前人之說,就顯繁冗。因此,對一些明清

善本,如何攝其精要,加以論述,在著錄中如何不落俗套,顯現藏書的特

色,就要看編撰者的水準和見識了。

在此書志中,就頗具特色。比如對「《荀子》二十卷」(子部,132

頁),此書其實就是明代翻刻嘉靖十二年世德堂《六子全書》本。關於此

書,前人有記載,有點古籍版本常識的人,多已知曉,無需繁引。因而,此

《書志》對其作者、板式、序跋等只作簡要的記述。但是,編者注意到柏克

萊所藏該書有近人「夕薰樓主人淩宴池」的四條跋語,於是作了全文過錄。

(133頁)其中記載了書中過錄的顧千里臨惠棟校本、紐匪石的校語以及「朱

筆」批校的情況。推斷「朱筆疑是半農先生校語」。又在跋文中說「半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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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朱批,于荀子可謂推崇備至」。由此,不僅概述了《荀子》文本在近世流

傳情況,可以瞭解到《六子全書》本的《荀子》在明清到近代的流傳和對學

人的影響,也為查考淩氏的情況提供了線索。關於這「淩氏」,書志又在

「《皇宋十朝綱要》二十五卷」條下(史部,59頁),錄淩氏跋語,和「淩

宴池」「海門淩氏」的印章;「《翰林羅圭峰先生文集》十八卷《續集》十

五卷」(集部,289頁)條下,也記錄了淩氏「夕薰樓」「曾經宴池讀過」等

印章。讀者如互相映證,當可推知該人的簡單情況。這就很見編者的用心和

該書志的特色。

類似的情況,在書中多有可見,比如「《玉溪生詩意》八卷」(268頁)

條下所錄「周子堅」的批語;「《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291頁)條下所

錄「吳仲培」跋;「《事類賦》三十卷」條(子部,212頁),記載此書和

《廣事類賦》在明清時代,多有刊刻,和無錫華氏一族,多有關係。又通過

《華氏宗譜》,對明代的校刻者「華麟祥」一族的世系,作了考究。凡此等

等的資料,都是其他書志中難以見到的。

詳其當詳,略其當略,突出了所藏善本的獨特之處,使讀者有新的收

益,頗可見到編者的匠心所在。

第二個特點,注重對典籍版本的確定和流傳過程的考察。

宋元版的善本,由於前人藏家早就重視,明清以來的各種藏書志,近人

所編纂的《藏書紀事詩》《書林清話》等,往往有所記載,可以參考。而要

確定明清版本是何時所刻,考查在近代以來的典籍流傳過程,頭緒繁雜,相

對比較困難。這本書志中,對此做了相當的研究。

如著錄的「《監本附音春秋公羊註疏》二十八卷」(經部,19頁)此書

原為「十行本」《十三經》中的一種。然而,這究竟是什麼版本呢?《嘉業

堂善本書影》收錄,認為是「宋本」,而《嘉業堂藏書志》著錄為「宋刻元

明補本」。但是,編者根據日本《靜嘉堂文庫宋元版》著錄的同樣的「十行

本」《論語註疏解經》,在刻工「王英玉」一葉,有「泰定四年」字樣,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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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元代年號,而此本的刻工中也有「英玉」,又參考其他有關書志,定此

書為元刊本。不僅如此,還根據刻工中有「江元壽、江盛」等名字,這些刻

工又見於明代嘉靖十一年間刊刻的《朱文公集》,進而定此書為「元刻明遞

修本」。在書志中,簡要地指出,此書在宋代岳珂的《九經三傳沿革例》中

曾言及,元代刻成,板片後入明朝,明代的閩版、監版、汲古閣版的《十三

經注疏》,多出自此。清代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的底本,也是此「十行

本」。凡此,都是要做相當的研究,方能寫出的。

又如,「《函史上編》八十二卷《下編》二十一卷」(史部,47頁)

中,對明代鄧元錫所著的此書,編者通過把「念初堂活字本」「萬曆本」

「南豐曾懋爵活字本」「崇禎鄧應端本」等的對照,說明其不同,並畫出了

該書的版本流傳圖(48頁),頗顯功力。

第三個特點,重視對同一書不同印本的鑒別,糾正有關記載的錯誤。

該書志對各種著錄的書,不僅確定其版本,而且對該書是同一書中的那

一種印本,作了非常好的研究,並糾正了前人著錄的一些缺誤,這就更為可

貴。

同一版片,刻成之後,在先後的印刷時,會作一些更改,形成不同的印

本。要確定一書是什麼印本,比確定版本更為困難。如,書志中著錄的《古

文尚書疏證》八卷(經部,7頁),這是閻若璩所撰,一般學者都熟知之書。

現藏本書前有黃宗羲、閻詠康熙甲申(四十三年)的序,還有乾隆十年閻學

林(閻詠之子)序。此書最初為閻學林的眷西堂本。如果不加注意,著錄為

「眷西堂本」,當然也可以,但是,編者考查了此書的刊刻經過,並根據

《四庫》本以及上海圖書館所藏抄本對照,根據最初本有康熙四十五年胡渭

的序,確定其為「翻眷西堂本」,這不僅揭示了胡渭在該書成書過程中的作

用而且說明瞭各種不同本子的關係。

比如「《南華山人詩鈔》十五卷《續集》四卷」(集部,312頁),這是

清代張鵬翀的詩集,清乾隆年間的刻本。照理說,刊刻的時間尚未久遠,過

去「經眼者」著錄的版本也大多相同。但是此《書志》的編者,經過把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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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的對照,指出實際上有不同的印本,如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幾種本子和近

年刊行的《四庫未收書輯刊》的本子,就是不同的印本。指出:各本「內容

出入,編次亦異,蓋有初印、後印之別,或版片轉手重為編印故也。」(312

頁)

又如,對大家都熟悉的明代戲曲家湯顯祖的作品,書志著錄有「《玉茗

新詞》四種八卷」(373頁)這其實就是後來乾隆年間「吳郡書業堂」「金閶

映雪草堂」重修,題為「玉茗堂四種傳奇」或後來又稱為「臨川四夢」本的

祖本,因有初印本的封面在,使我們得知,此書最早的書名為「《玉茗新

詞》」。

此外,在「《陽山顧氏文房小說》四十種五十八卷」(叢部,380頁)條

下,考定此書在明代至少有兩種版本;「《五朝小說》四百五十三種四百六

十二卷」(叢部,385頁)條下通過具體考查,指出了《中國叢書綜錄》「出

版時以卡片發排,匆促失校」(397頁)之誤。

凡此種種,多是比照其他圖書館的藏本及有關的圖書目錄,逐一考訂,

確定為初印或後印,糾正有了不少著名書目錯誤的情況,為進一步的研究提

供了準確的資料。這都反映出編者們所傾注的心血,是這部書志最難能可貴

之處。

這部書志除了上述特色以外,其所載書籍的流傳和這本書志編撰的本

身,也多令人回味。

翻閱這部《柏克萊善本書志》,或是由於近年一直在搞日本漢學研究之

故,我發現不少曾為日本學者所收的書下,有劉承幹「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

記」」的藏書印,這些書當是原嘉業堂所藏。關於劉氏的藏書聚散,吳格的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聚散考略》,1有很好的論說。他披露了上海圖書館所

藏稿本《壬午讓書紀事》記載的劉氏藏書在上海「孤島」時期的一些鮮為人

1 吳格:〈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聚散考略〉,《書目季刊》第39卷第4期(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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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事實。而與此有關的是,《書志》中的典籍,多有日本學者「今關天

彭」和「三井文庫」的藏書印。如「《周禮輯義》十二卷」(經部,13

頁)、《三禮述注》七十一卷(經部,16頁)《易堂問目》四卷(經部,28

頁)等。又如「《宋元資治通鑒》六十四卷」(史部,57頁)條下,記載,

該書多有「日人朱筆點校」,等等。關於「今關天彭」的生平簡況,拙著

《日本漢學史》第二部2有所介紹,或可參見。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他

曾是一個記者,長年生活在中國,對中國近代的學術文化多有研究,把胡適

等的著述,翻譯成日文。他也曾為「三井」集團購書,其中也有嘉業堂的舊

藏。這或可使我們對嘉業堂藏書流傳之狀況,又有新的認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三井文庫因「三井財團」解體,相當一部分書

(包括日本文書和漢文書籍),在一九五○年前後,被柏克萊大學一括購

入,成為現今該校圖書館漢文古籍的基本庫藏。3這些圖書由中國而流入日

本,又被美國購入的的流傳過程,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世界漢學流變的一個側面。

對於世界上漢籍流傳和收藏的情況,據筆者所知,海外對此已經有所研

究,比如,在一九六○年前後,日本學者專門考察了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圖

書館的三井文庫藏書,著有《柏克萊加州大學所藏三井文庫舊藏江戶版本書

目》,4對於日本國內所藏,近年編有《靜嘉堂文庫的善本書影》等大量書目

書志,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等也編製了有關書目、書志,這是國

內學界已知曉的。歐洲方面對所藏漢文典籍,也作了調查研究,如編有《梵

帝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等。由此出發,如果我們對中國典籍在

世界流布的狀況作進一步調查,那就一定可以對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在世界的

流布狀況,對世界漢學研究的變遷,有更深入的認識。或許是因為編撰時間

2 拙著《日本漢學史》第二部(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468。

3 參見長谷川強《海外資料調査──旧三井文庫本》,載《国文学研究資料館報》第22號

(1984年3月)。

4 岡雅彥等(編),《カリフォルニア大学バークレー校所蔵三井文庫旧蔵江戸版本書目》

(東京:ゆまに書房,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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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條件有限吧,《柏克萊善本書志》對這方面的考釋稍顯簡略,如果再

加補充,那就會更顯光彩。

最後,還應提一下的是,這本書志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

圖書館邀請國內學者編撰的。在近一個多世紀來,我們的民族心理中潛存著

一種「自卑」崇洋的心態,似乎被外國人一捧便身價百倍。我並不認為外國

做了什麼工作,我們也就一定必須如何,以平常心待之可也。然而現在外國

的著名圖書館,邀請中國大陸的有關專家為他們編撰書志,顯現出一種世界

文化交流的新動向,面對這樣的現實,那麼,海內的有關部門,能否也應該

考慮一下我們自己應該如何的問題呢?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