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评家】以史为鉴通晓兴替

从甲申之祭到窑洞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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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权力，正确运用权力，并且不被权力所腐蚀？100年来，尤其是执政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思考和回答这个“天问”，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韧劲，书写了巩固长期执政的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就是要掌握政权，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当历史的契机一步步逼近时，如何认识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正确运用这个权力，并且不被这个权力所腐蚀，便日益成为一个历史的“天问”，突出地摆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首先遇到的是甲申之祭问题。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说道，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末“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以此影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要求组织文章反击。1944年，正好是清军入关、明朝灭亡300周年。南方局约请郭沫若等人撰写反击文章。郭沫若认真搜集资料，写出了近两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3月10日，文稿交董必武审阅。董必武极为赞赏，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发表。3月19日至22日，《新华日报》在《新华副刊》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全文。

《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剖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因为明王朝统治的极端专制和腐败，又遇上所谓的“流寇”和“外族”的侵略，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灭亡的主因是明朝王室政治的腐败。文章还以较多笔墨总结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城后，把明朝的专制与腐败接受过来，争权夺利，腐化堕落，很快自陷绝境，使刚建立几十天的大顺王朝彻底垮台的教训。文章触动了国民党的神经。两天之后，《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责郭沫若文章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组织进行围攻。由于郭沫若的文章揭示了明末李自成起义由盛转亡的历史教训，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毛泽东连连称赞是好文章。中共中央将其列为全党整风学习的材料。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对延安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加长篇按语。6月7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通知，并印成单行本下发各单位学习。8月下旬，郭沫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等，感谢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11月21日，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再次强调：“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图为战士们在进行整风学习。新华社发到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前途问题更加紧迫。哪个政党能够肩负起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责任？哪个政党能够正确地掌握权力而不被权力腐蚀？不同的政党都在考虑，不同的人们都在关注。1945年7月1日至4日，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几天交谈中，问到黄炎培访问的感想。黄炎培随即作了一番颇具历史意义的回答。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为何呢？黄炎培概括：“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那么延安呢？黄炎培约略概括了自己的观感：“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后，自信地回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早已广为人知。有人称它为“延安窑洞对”。在我看来，称其为“天问”更为确切。因为这个问题太大、太深刻了。既是苍天在问，又是直问苍天。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大视野、大智慧、大思路、大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指出这番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强调要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图为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交谈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之时，及时向自己提出了警示。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作出了防止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禁止歌功颂德现象。毛泽东的这一告诫和全会作出的规定，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经受权力的考验敲响了警钟。

1949年3月，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这是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新华社发100年来，尤其是执政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思考和回答这个“天问”，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韧劲，书写了巩固长期执政的篇章。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重提历史周期率问题，向全党作出了新的警示。习近平总书记说：“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提起历史周期率问题。如何避免这个周期率，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现实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努力，以更大的智慧作出更好的回答。

作者：李忠杰

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3月2日

责任编辑：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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