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墨春秋】《西安事变后续篇》
（口述历史）李华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编者按：继西安事变，二二事件之后，东北系几乎崩溃。张学良的家庭整个的东北财产失去了实际的支持。张学铭到欧美去游说，争取国际的支持，钱财用尽。巧遇朱洛筠女士，在欧洲结婚。以后居住香港，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将那里的知名人士押回上海。张学铭家庭居住在上海的 常熟路和长乐路交界口的一个贫民区里面。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十分困难。
我外祖父时任上海法租界法院院长，父亲当时任丽华大戏院和大合公司经理，庇护帮助张家家族的生活开销。父亲与张学铭年岁差不多，张家本姓李，是因为张家前辈感恩张姓人家救命之恩，改姓张。所以在困难时候识知己，二爷视父亲如自己兄弟，张二爷出门一定要请父亲伴随他一起出门，这样父亲就成为张家的自己人，圈子里的人物。张学铭在外，就称父亲是他的私人秘书和特使。后来介入斡旋张家与宋家之间的关系。】

关于先生发来的张学良谈918不抵抗政策一文。我虽不是直接参与者，但是从父母亲和平时的东北军和和东北系有关人士的接触的交谈中，我所得知的一些事情，对此指责，谈一下有关的一些补充。

九一八当时的张学良实际情况。张学良用”不抵抗的抵抗”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这是他无奈的选择。

当时抵抗和不抵抗都是失败。抵抗可能失败的更惨，如弱势抵抗，他的实力就彻底丧失。所以他采取了不抵抗，伺机等候时机成熟，利用国内联合势力，来争取共同抵抗的策略。

当时的背景是：
外有强敌俄日虎视眈眈，内有军阀割据互相倾轧的战争。各军阀后面都有外国势力的阴影。
他年青，刚解决了东北系内部问题，东北内部还没有稳定。东北系还没有坐实形成强势政权系统。东北军，军费，军饷，武器装备，急需解决，内部人士关系复杂，政权体系很松散，还没有真正形成抗战能力。而日本咄咄逼人，强势压迫，他说，当时9.18,打与不打，他都是输家，说的是真实话。

在9.18之前，他杀杨宇霆和常荫槐的事件，继而”易帜” 与南京政府合作。都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知道日本人的用意，就是逼其臣服，或消灭东北军，占领东三省，进而侵略中国。在家仇国难的历史重任在肩的情况下，因此，他选择保存实力，入关与蒋介石，西北与杨虎成联合，依仗”易帜”和仰盼国联调解国际纠纷。同时采取与中共方面接触，采取联俄抗日的策略。最大限度的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对付日本人。这是他的当时的动机，在以后的行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当时，美国没有参加国联制约日本的行动，而当时采取中立政策。美国真正参战，直到日本人珍珠港事件后，才开始选择介入。
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张说的是真实话，历史证明他没有抵抗，他承认他承担的责任。

但从一个政治人物当时的拥兵自重的中国政治乱局来看，保存实力，在即使抵抗，也挡不住日本人的野心，如果抵抗，他牺牲的更多的情况下来说。这在当时他是无奈之举，采取的一个策略性行动，也可理解。

现在的愤青，从现在的角度来评说，指责他，是他丢失了东北，但是在当时，他抵抗和不抵抗都是要丢失东北，而且损失会更大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也是无奈之举。

这是当时张学良真实的在政治上所被人们指责的主要方面。这也是他有苦难述的一个方面。他内心里是肯定反日的。

家仇国难之下，在9.18的运动以后，他与张学铭商量，在11月份采取了镇压天津日本浪人的天津事件，天津事件实际上是对日本浪人及伪军几千人在天津胡作非为进行的大规模镇压行动。其实日本浪人都是日本的军警改扮，然后到市场上进行骚扰滋事，他们大多都有武功，也携带武器的。

当时，我的外祖父孙绍康，被张学良派到天津辅助张学铭负责司法，官产和军械。当时在天津戒严司令部任天津戒严的负责人。在他的55回忆录中，介绍了当时天津事件的整个的实际过程。大批的日本浪人在天津滋事被镇压后，日方就向南京政府施压，经南京政府对张学良东北军施压，张学铭被迫辞职，我外祖父也被迫同时辞职。这就是当时中央政府的实际的对日态度。即东北军所处的真实的政治环境。

所以，我们现代人指责张学良不抵抗，从现在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有些不知当时的实际情况。张学良抵抗，中央不支持，甚至，还受到了很多的麻烦干扰，政府上层和国际的压力，这是他在采取不抵抗政策前，他仔细了解到的中央实际情况，他是考虑到的，是得到中央的实际内情的，即由国联出面来调解国际纠纷，这样一个上层的意向，他所做出的决定。
现在的人们指责他不抵抗，实在是委屈他，他是有苦难诉的。

正如，以后的西安事变爆发时他对学生们所说的，”不久，我就会给你们有个交待的。” 话后不几天，西安事变就发生了。张学良从不抵抗开始真正的联合一切政治势力开始进行抵抗。其实内心里是一定要抵抗的，只是当时自己实力不及，反抗的势力还没有形成，这是主要的原因。
从国家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丢失国土愤青指责是可以理解的。

但从军事角度和政治角度来说，当时保存实力，形成统一战线，争取民众和领导层和各方的支持，以及国际的支持，他的考虑也无可厚非。

其实，我还要告诉外界不知道的一个情况，9.18运动当时，有质问张学良的那位学生领袖，不久就被张学良请到了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处当了机要秘书。这位学生领袖，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机要秘书室主任田雨时先生。他当时是北大的一个学生刊物的主编，他口齿伶俐，说话头脑非常清晰，大义勇为，文风老辣，深受张学良的器重，以后张学良通过下边的助手了解到了他的情况，聘请田雨时先生到他的机要秘书处在他身边工作，成为他最信任的人士之一。

这是他的真实情况。在以后无奈中，他与杨虎成，后来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私下合作联合，倚靠俄国共产国际，来抗衡日本人的侵略。

33年至34年，张家兄弟往欧洲美国跑得很勤。其实，9.18事变后，张学铭31年11月天津事变，抵抗日本后，受到南京中央政府的压迫，被迫辞职，反应了当时南京政府内部对张的实际压迫操作和政治影响。

以后张学良前往欧洲和美国求助，没有结果，33至34年张学良到欧美治疗鸦片去毒康复身体，归国后，当时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他恢复职务后，蒋令他剿共，首战失利后，他清醒认识到，只有走联俄，联共的路才能救中国，也救自己。私下与李克农，叶剑英，杨尚昆等秘密联系，将整师装备，棉衣和 200大洋赠给红军，帮助解决了红军燃眉之急。并与周恩来建立了同盟关系。周临终前所说，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应该就是指他和另外一些支持过共产党的国民党政府内的官员们。

中国传统教育和社会环境以及孙中山对他的影响，对他选择易帜也有一定影响。当时，他缺钱，缺真正的实力抗衡，被迫易帜与南京合纵，一方面，抗衡军阀割据，稳定军心，对加强实力维护中国国内的统一格局，同时，对他掌握军权有利。

另外，当时美国教会青年会对他的影响，与美国的关系和世界主要欧洲国家的国际联盟的关系，采取绥靖政策，国际上主要外交态度是通过国际外交来协调解决国际外交纠纷。这一点其实很重要。他的不抵抗抵抗政策之根源，在国际方面国联的政策，也是他采取不抵抗抵抗的原因之一，这是他无奈之举。所以他说，至今他仍然认为，当时是正确的选择。

现在人用现在愤青的视角来谈，虽然脱离实际情况，指责他，丢失东三省，他也无可辩驳。但以后西安事变最后证实了他的诺言和所为。在历史上写下了他抵抗救国浓重的一笔。证明了他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称其为民族英雄的最后历史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