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

上世纪50年代，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这些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恰在时空的交叉点与唐德刚相逢。唐德刚感叹：“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半个世纪后的2009年10月26日晚，这位擅述他人故事、亦庄亦谐的历史学家，却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对历史的洞察，于89岁高龄安然离世。

2007年，纽约的秋天让人心醉。我住在哥伦比亚大学边上，步行到夏志清先生家聊了两个下午。夏先生谈话信马由缰，可以想见当年他与唐德刚先生碰在一起是何等热闹。当我提起唐先生，夏先生不免黯然神伤：“唐德刚住在新泽西，有一天不会关电脑，没有马上去看医生，其实已经中风了。”我想，没有与唐先生斗嘴的日子，夏先生是寂寞的。

我早就听说唐德刚先生身体不好，虽然几经致意，还是不敢奢望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大家。正当我打点行装准备离开纽约时，唐德刚先生的老同学马大任先生打来电话：“我刚去了唐德刚家，唐太太说欢迎你去他们家访问。”我顿时欣喜若狂。当晚和唐太太吴昭文女士通电话，才知从纽约到新泽西的唐府路途遥远。“你那里有没有传真机？我传真一张地图给你好了。”唐太太说，“要不然你就一路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指路。”

2007年11月28日中午，在唐太太的指引下，我从纽约坐计程车到了新泽西唐府。这是一幢独立的房子，周围树木成林。唐太太已在门口等候，引入二楼客厅后，略为寒暄，她便请我稍坐，入内去照顾唐先生。唐太太乃民国名将吴开先之女，唐德刚在1990年曾写过《泰山颓矣—敬悼岳丈吴开先先生》一文。我细看家中书画，首先入眼的是胡适1960年10月13日写的条幅：“热极了，又没有一点儿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德刚兄嫂。”又见班禅额尔德尼写给“开先先生”的字，于右任的书法请“昭文仁仲、德刚先生俪正”，徐悲鸿的画作则是湖上双鹅。

约一刻钟后，唐德刚穿着睡袍，双手扶着助行器，步履艰难地从睡房出来。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不好意思，人老啦，走得慢……”竟是乡音未改，我仔细聆听，只能听懂他大半的安徽口音。

唐太太帮唐先生戴上助听器，斟茶后便退入内房。唐先生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故事来。讲到开心处，他欢笑鼓掌；而到最得意时，便是一句“乖乖”的口头禅。他说，幸亏自己选择到美国留学，很多人到欧洲留学—“饿死了”，又说来美国留学生中有人到饭馆洗盘子，没有通风设备—“闷死了”。这真是典型的“唐氏语言”。唐先生曾说，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我真不清楚这些故事里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总之是动听的“说书”。

唐先生说：“我跟你们讲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我可以讲得天花乱坠，随便讲可以讲几百万字，可就写不出来。”听唐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我只是偶尔接上一句，他就说：“很少人像你提出这样的历史问题，我大感知音！”临近黄昏，我怕唐先生太累，不得不起身告辞，他神情犹如小孩，说：“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你怎么就要走了？”这时我可以感觉到唐先生内心深处的寂寞。

胡适的“私淑弟子”

唐德刚生逢其时，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1948年赴美留学，1949年中国巨变。纽约是一个大码头，从中国涌到纽约的党政军学各界民国要人，如过江之鲫。这些昔日呼风唤雨、名震一时的人物，几成纽约的难民，心境之落寞可以想象。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唐德刚，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访问了这些风云人物。

唐德刚与胡适初识，始于哥伦比亚大学两百周年纪念之时。胡适斯时正在纽约八十一街做寓公，那是他一生中最清闲而又最寂寞的时候。胡适有三大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唐德刚既是安徽老乡，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自然让胡适倍感亲切。“胡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校友，那时正是哥大创办两百周年，动不动就开个小会，每一次开会，稍为有一点关系的人就找胡适。最容易请的，而且请来最容易使人快乐的就是胡适。胡先生对每个人都好，嘻嘻哈哈的。”胡适常到哥大图书馆看书，每次总要去找唐德刚，因为唐是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

我问唐先生：“当年胡适在纽约的生活如何？”唐先生道：“胡适在美国是‘难民’，也没钱。那时候胡适打电话说：‘德刚，你今天没有事啊？胡伯母打麻将，你过来开个车子好不好？’胡伯母别的可以没有，不打麻将是不能活，一打麻将早出晚归。胡伯母后来写给我：‘送给适之最喜欢的学生’。胡先生何以喜欢我？因为胡先生以前是北京大学校长，被人家包围着，来到这里没有了，我又是他的保镖，又是司机，又可陪胡伯母打麻将。”

有时候唐家请客，唐德刚给胡适打电话：“胡先生，今晚我们家里请客，菜很多，您有没有空？”胡适说：“有空！有空！” 唐德刚说：“胡适跟我在一起像家常父子一样，我对我爸爸不敢那样，对胡适可以。”

胡适是有“历史癖”的人，自然对“口述历史”（Oral History）颇感兴趣。可是口述历史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访问录音固然要花工夫，而录音后的回放、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何其麻烦！胡适试了一下，便说口述历史是一个专业工作，非职业难以应付。为了自己的口述自传，胡适向唐德刚叹息道：“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

恰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获福特基金会资助，唐德刚便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1957年初冬，唐德刚携了一台笨重的录音机到胡府，开始胡适口述自传的录音，不意常受到访客的打扰。此时胡适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已公布，更是事务繁多。为使口述工作顺利进行，唐德刚征得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适到哥大工作，每周上午来两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胡适带着唐德刚几乎吃遍了纽约东城的小馆子。唐德刚回忆：“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这样的午餐和偶尔的晚餐，唐德刚事后统计，前后约有60多顿。

唐德刚根据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自己保存并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撰录成《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后应台湾《传记文学》刘绍唐之嘱，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短序”，不意下笔千里，自成十几万字的《胡适杂忆》一书。

《胡适口述自传》的出彩之处，在于唐德刚的“注”。有时一条“注”便是一篇妙文，读来不免有“离题万里”之叹，却禁不住笑出声来。而读《胡适杂忆》，如见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老一少相对闲聊的情景。

《胡适杂忆》虽然有趣，却有可商榷之处。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起初看到这一段话时，我并不在意，写过《在春风里》的陈之藩先生却说：“胡先生不像他说的那样。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很多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

陈之藩先生的学识修养俱佳，所论公正平和。而胡适女弟子苏雪林和吴健雄看了《胡适杂忆》就气得不得了。苏雪林认为唐德刚对胡适有“大不敬”与“重大冒犯”，专门写了《犹大之吻》一书骂唐德刚，自费出版，并寄了一本给吴健雄。唐德刚不得不在《传记文学》上发表《“我犯罪了！并无解说。”》一文回应。细读《胡适杂忆》，我认为唐德刚把胡适写得有血有肉，十分可爱，虽然有时文笔俏皮，不免笔走偏锋，但并无恶意。

当年胡适说：“德刚是我的学生。”唐德刚说：“我没有上过您的课。”胡适说：“私淑弟子。”相信在天堂之上，慈祥的老师胡适和俏皮的学生唐德刚重逢，依然相见甚欢。

李宗仁的“忘年之交”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只有两个全职研究员：唐德刚和夏连荫（Julie How）。夏连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1958年春夏之交，胡适决定出掌台北“中央研究院”之后，李宗仁才应邀参加口述历史。

我问唐先生：“李宗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唐先生答：“李宗仁就是一个China Town（唐人街）的老头子，有时候我陪李宗仁到China Town喝茶吃点心，很多人来看我，大家也不认识李宗仁，不觉得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说，哎呀，唐德刚，这个家伙在哥伦比亚大学跑来跑去的，是谁呀？”

我又问：“李夫人郭德洁是什么样的人？”唐先生答：“郭德洁是一个美女。李夫人还会跳舞、开车，长得漂亮。我称她为Madam Li，绝对不叫她Mrs. Li，人家是全国第一夫人。所以郭德洁非常喜欢我，每一次见外宾都让我介绍。”

从1958年到1965年，唐德刚成了李家的常客。据唐德刚记录，共在李家吃了168顿饭。唐先生回忆：“他们把我当朋友。郭德洁请我吃了一百多次饭，这一百多次饭的交情啊！李宗仁初到美国，乖乖，那还得了，坐中国的专用飞机，有FBI当保镖，他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代总统。李宗仁后来回国的时候，什么人都可以瞒，就瞒不住我！我给他写回忆录，他的文件，我是唯一有权看的人。”

七年之间，唐德刚和李宗仁变成了“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内子吴昭文与李夫人感情甚好；我的儿子光仪、女儿光佩，也颇得‘大桥公公’和‘大桥婆婆’的喜爱—那时我们访问李家，一定要开车通过那雄伟的华盛顿大桥，所以孩子们便发明了这一称呼。”唐德刚说。

在口述历史工作中，唐德刚不时遇上麻烦。李宗仁曾贵为代总统，自视一生了解天下大势。唐德刚不得不劝他回忆自己在护国军当排长的时候，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这时李宗仁心里不服，唐德刚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当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大谈“二战”国际局势时，唐德刚客气地问：“德公，您这些国际情报，是从哪里来的呢？”“听孙科说的。”唐德刚又问：“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又补充一句：“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李宗仁这才若有所悟：“抽掉，抽掉！”

唐德刚和李宗仁七年的合作，完成了大部头的一中一英回忆录，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付梓的两部书。辛丰年先生曾说：“我不是很满意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这当然要怪李宗仁自己讲得不是让人太满意了。我也在其中辨别一些到底可信不可信。”

口述历史不是“我讲你写”

当唐德刚忙于李宗仁的口述历史时，哥伦比亚大学也意欲访问顾维钧。唐德刚挤不出时间，哥大便让夏连荫去访问顾维钧。不想刚写到辛亥革命，夏连荫感到工作量太大，不想干了，便由唐德刚接手。唐德刚撰写《顾维钧回忆录》中从1912年一直到顾维钧就任驻英大使。这二十多年实际上是顾维钧一生中最精彩、最重要的时期。

唐德刚回忆，顾维钧因是职业外交官出身，对任何人都文质彬彬，保持一段礼貌上的距离，不像胡适和李宗仁待他如子侄。不过，顾维钧对唐德刚颇为欣赏，听从他的建议，将自己的37箱档案材料捐给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材料也是唐德刚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重要参考。

唐德刚撰写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三部足以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数十年来，稳坐华人世界口述历史的第一把交椅。

树大招风，唐德刚70岁时，便引来了张学良口述的小风波。1990年1月，张学良第一次约见唐德刚，提出也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张学良和其他外行人一样，以为写本回忆录“我讲你写”就成了，但唐德刚告诉张学良：“（这）至少要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10万、20万的基金。”

后来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虽然冠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但唐德刚自知这本书无法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相提并论。晚年的唐德刚也只以《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一文，略道其始末，告知世人真正“口述历史”之不易。事实上，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适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是他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替李宗仁写口述历史，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为李宗仁口述。“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唐德刚曾自述。

大凡成大事者，“苦功”之外，有时不得不相信“机遇”之妙。上世纪50年代，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这些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恰在时空的交叉点与唐德刚相逢。唐德刚感叹：“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若干年后，唐德刚有幸面见“校长”蒋介石，也幻想提着个录音机去找老校长谈话。这虽然太不切实际，却正是一个历史学家使命的自然流露。

以受访者而言，能遇上像唐德刚这样的访问者，也是幸运的。“我跟李宗仁在一起，他开口就巴结：‘德刚兄，认识你，好命！’”唐先生笑着回忆，“这些故事如果想写的话，那是多么精彩，我现在是不想写啊。他们说唐德刚在这一行是内行，我说：不是内行，你别看李宗仁有多了不起，一个人的前途，是他的福气，他的命，他的机遇。”

当我请教对民国史人物的观感时，唐先生说：“我一辈子碰到的大人物，那都是每个人不同。李宗仁跟蒋介石不一样，李宗仁跟白崇禧也不一样，人家讲‘李白李白’，李宗仁跟白崇禧就是不一样。”

走出“历史三峡”

纵观唐德刚一生，三部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均完成于壮年。但其早期文学创作也占有相当分量。三十多岁的《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中，《梅兰芳传稿》是典型的“传记文学”，其余均是文学作品。五十多岁从美国回中国访问时，所见所闻令唐德刚感慨万千，他禁不住写起小说来，不想一发而不可收，成了六十万字的小说《战争与爱情》，笑称“也是口述历史”。散篇文章结集的《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二书，才情盎然。在史学研究上，唐德刚的重要著作《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的写法，与主流史学界的表述方法大异其趣，极尽亦庄亦谐之能事，议论纵横古今中外。

在一次聚会上，一位朋友谈到他和李慎之先生的交往时说：“李慎之有一次预测：中国成功转型的时间会在2040年。”我脱口而出：“这个预测和唐德刚的说法是一样的，他认为中国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百年，即从1840年到2040年。”

“历史三峡”之说，唐德刚谈过多次，他在文章《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刊于《明报月刊》1999年5月号）中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史，政治制度要从君主转民主，其他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也随之一转百转，全部转完，大致需时两百年，在这转型期中，是死人如麻、惊涛骇浪的，所以笔者不揣浅薄，乃把这两百年的转型期名之曰“历史三峡”。

在访问他时，我专门请教了“历史三峡”一说。唐先生兴致颇高：“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现在这个历史三峡还没有完全通过，袁世凯、蒋介石都改变不了，但他们有运气碰上。这是我个人的谬论，我也不敢讲我就是对的。什么时候出峡，我也不知道。”

也许，学人所见略同。周有光先生在《周有光百岁口述》的结尾说：“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

李慎之、唐德刚、周有光不约而同地描绘着一个相近的时间表，何尝不是希望的投射？一百多年来，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家国多难，民生多艰，无论身处海内海外，无不祈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愿斯人天堂安息，历史江河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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